Roy Lynn的Space

2009-07-29 07:24:20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广州)   作者：彭苏 任明远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幽默的精髓在讽刺，一个丢掉了讽刺的相声，也就丢掉了幽默。丢掉讽刺的相声，正如今天所谓的主流相声所呈现的，变成了丝毫不能令人回味的贫嘴、滑稽、插科打诨，不伦不类的歌功颂德，相声本来可以成为中国最幽默的脱口秀形式，而今天，却越来越丧失掉听众。

正如有论者所说，相声的领域曾经可以是如此的自由和宽泛。观众可以长期观看到这类相声。关键就在于，早期的相声，和其他任何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都能够用丰富和真实的手法来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演员可以随意自由的探寻中国人民身上的优点和缺点，中国文化的光辉和黑暗的一面，表演日常生活中令人厌烦的荒谬，无论是官场上的还是市井中的，给观众带来欢乐。总之，相声曾经能够讽刺中国的方方面面，包括黑暗的一面。但上世纪中叶的某个节点上，情况发生了变化。

讽刺，是如何从相声中缴械的？

“你能说清幽默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忙着戴上助听器的老漫画家方成，拔高了嗓门学着——1979年的一天，老朋友侯宝林来到他的家中，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大半辈子都活在相声舞台的相声大师，难道不懂幽默？

“他懂。他抖的是真包袱啊。可他在理论上讲不了。他着急，他发现一些相声演员不懂得幽默。”

方成从上世纪40年代起就在画漫画，他也是顿时语塞。打那起，他下定决心非把“幽默”掰扯清楚，这一研究就是30年。

“幽默里有一种叫讽刺。凡是讽刺都是幽默，是用幽默的方式骂人。”

“现在的相声有讽刺，但是不多。为什么？就拿我们漫画似的，漫画主要是搞时事评论，别的国家能用漫画点评总统，咱们行吗？所以漫画都去开玩笑了。有人还专门把幽默当成了滑稽的东西。”

老人说话时，宛若现代的相声近在咫尺。然后他想到了一人，“那人叫何迟，他以前写过一出相声，名叫《统一病》。”

两段相声 不一样的命运

“何迟倒霉就倒霉在这出段子上了。”提起何迟，天津老一辈相声艺人都如此说。

1956年，眼见中央提倡文艺思想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迎党外人士给党内提意见，形势红火。

思想活跃的天津曲艺作家何迟，与著名相声艺人马三立联手，创作出了相声《买猴》与《开会迷》。他们对各行各业工作岗位上的“马大哈”以及存在的官僚形式主义进行了惟妙惟肖的讽刺嘲弄。

尽管《买猴》一度引来争议，仍然大获成功。

“毛主席来天津视察工作，还握着我家老爷子的手说，买猴子、买猴子。”马三立的长子马志明忆起当初。

1957年，正当天津庆祝社会主义锣鼓喧天，四方鞭响之际，何迟又乘胜追击，头脑冷静地针砭时弊，一气呵成写就了《统一病》。

“《统一病》就是讽刺那会，整个社会‘穿一样的衣裳吃一样的饭，一样的思想说一样的话’。”老相声艺人田立禾说。

“我是自投罗网，自己出卖了自己。”在文革中折磨致残的何迟，后来躺在床上对人苦笑。

当初完稿后，他将其连同一封请审信一并呈上中宣部，以期组织上对他的作品提出宝贵意见。

据说中宣部一位管文艺的领导看后，当即在扉页上大笔一挥：此人对社会主义制度为何如此仇视……这是对我们社会主义改造和城市工作的严重诽谤。

随即，何迟被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

天津曲艺学校的楼后，简陋的宿舍里，田立禾说话俏皮，“何迟不像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脑子就是文件。”

他眯起的眼睛里清晰浮现，1958年8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各地相声演员纷纷上山、下乡、下厂，编演了一批以歌颂为主的相声，备在全国第一届曲艺汇演上演出。

也是那次汇演，让歌颂与相声的讽刺、娱乐功能形成三足鼎立。

汇演地点设在了中南海怀仁堂。来自东北的相声演员李锦田，艺名小立本，他和捧哏杨海荃在中场说起了相声《社会主义好》。

“顾名思义，就是这也好那也好，产量上翻几番。他基本使的是贯口（整体背诵），很见功力，火得不行。

“周总理就坐在第七排中间，等他说完后，亲自上后台接见。小立本个儿很矮，不是孩子看似孩子，可能总理还抱过他。这往后他平步青云，还当上了政协委员。”

那晚的压轴戏本是马三立与赵佩茹的合说相声，“那段子算是泄了气。马老以后也是一泻千里，这就是命运。”田立禾摇晃着花白脑袋。

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相声改进小组

“我恰恰认为从1956年到1966年是相声最好的10年。”中国曲协副主席吴文科在电话中的口吻笃定。

他尤为指出，解放初期，相声艺人们自觉组织了相声改进小组，自律地净化了相声舞台。

关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相声演员于世德在《我这半辈子》中有过交待：

刚解放时，演唱“拆唱八角鼓”的顾荣甫等人，有一次去白纸坊印刷厂礼堂演出。他原本使用相声“垫话”，《反正话》垫场。殊料想，老段子中的“楚霸王、王八杵、孙猴子、猴孙子”，不但没有逗起工人群众的欢声笑语，反将他们轰下台去。

紧接着，戏曲讲习班的主持人又在会上发话，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京剧、评剧不都有了新节目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伦理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它的前途哇……唉！

相声艺人自小生活在社会底层。生存环境练就了他们在圈内世故练达，在台上通晓把点开活。但出了圈外，他们的内心很谦卑，特别是面对官员的时候。

领导干部的这一声“唉”，真格震到了艺人们的灵魂深处。

闻知老舍从美国回来，侯宝林等人火速赶往北京饭店，恳请这位文学家醍醐灌顶，指明相声的前途，保住大伙的饭碗。

老舍对艺人刘智德说：“你说好几十年的相声，怎么会带头胡思乱想起来了？我就不信，相声一点前途没有。我同意宝林他们几位的意见，大家抱成团儿——改嘛。”

于是在老舍、吴晓玲、吕叔湘等人的帮助下，由北京曲艺公会出面，孙玉奎、常宝霆、侯宝林等11名相声演员，于1950年1月19日在前门箭楼正式宣布相声改进小组成立。

“通过在相声改进小组数月的学习，相声艺人们普遍认识到侮辱穷人和轻视劳动人民是最大的错误，今后应将讽刺对象转向帝、封、官，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侯宝林被选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凭借深厚的功底与精湛的技艺，改良了大量的传统段子，摒弃了其中的“脏乱荦”，一举巩固了他在相声界的地位。

不要给主席讲大道理

“曲艺和戏剧在当初都作过净化。去掉那些很庸俗低级恐怖的东西当然很有必要。但毕竟不是每件作品都如此。我们那时强调无产阶级思想内容，这样就会在净化的同时，容易把艺术中最富有生机的，最鲜嫩的，最有锋芒的部分掐掉。”这是戏剧研究者章诒和的分析。

她最后一句话意味深长，戏剧与曲艺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生于民间，死于庙廊。

1952年相声改进小组解散了。侯宝林、刘宝瑞经王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唱团早期的筹办人之一）的推荐，先后进入了该说唱团，一并成为团里的台柱子。至于别的相声艺人也分别编入其他艺术团体。

艺人们满怀兴奋。他们不再是天桥卖艺的撂地艺人、搭棚茶馆里一说相声的，而是吃起皇粮，积极响应一切意识形态为政治服务的国家演员了。

“侯先生不仅说传统段子，他也深入基层说过很多新相声。”

原说唱团团长王力叶回想起1959年，他带团远赴东海前线慰问演出，侯宝林郭启儒就合说过他即时创作的相声《美蒋劳军记》。

“那时政治上将矛盾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我们是狠狠地批。至于人民内部矛盾，那就是委婉善意地指出与帮助了。”

王力叶温和地说，等到了反右的时候，人们自然明白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末了，他索性连人民内部矛盾都回避不说了。

“一篇好的相声就是一篇好的讽刺文学……欣赏讽刺文学是我们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

1957年反右扩大化时，热爱相声的老舍发自肺腑地呼吁。相伴而生的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人物马季、常宝华等人的崛起胜出。

其中要说马季，他师承侯宝林等名家专长，又能将所学融入创新中去。文革前，他歌颂全国劳模张富贵的相声《画像》，倍受主席的激赏。

在早年的《说革命的相声》一文中，马季总结心得——

我虽然也反对相声应以讽刺为主这种看法，但当接触到《画相》题材时，对自己可以坚持走歌颂道路产生了怀疑。我曾想用讽刺的方法来表现一个劳动模范，想来想去没法下笔。思想上认为应当歌颂，但又怕不被专家、内行承认。于是我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这才使我思想明确了，同时增加了我的信心，写出了歌颂性的相声《画相》。

“那个时候还是有讽刺的。但那种讽刺比较皮毛。一旦涉及到政治、涉及到科级以上的干部，就很少讽刺了。像咱们看那相声，不都是‘科长怎么样’？再有的就是我们自嘲的一些社会不良现象了。”沉吟片刻，马季的同门，老相声演员郝爱民开口言道。

60年代，郝爱民曾和马季跟随着四位师傅，侯宝林、刘宝瑞、郭启儒、郭全宝同入中南海表演相声。

“如今为主席说过相声的人就剩我一人了。”这使他感慨万千——

1960年开始，我们每周三晚上都到中南海紫光阁为国家领导人说相声。后来又增加了每周六在春藕斋演出。

演出之前，主席先坐在里间休息抽烟。这时候，主席的保卫人员李树槐就拉着我们进舞池。我还有点害怕，那个场合里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咱们不能光想着跳来跳去，还得在脑中集中思想过词，准备好待会的节目。

主席从不抽完一支烟。等秘书发现他抽到半支时，那就是一个信号了，意味节目要上场了。我们赶紧去小间换好长衫，一排站好。那会，每个演员有个法定时间，每段相声再长不得超过3分钟。

10点到10点半左右，主席进来了，所有的人热烈鼓掌。再过一会儿，周总理朱老总他们纷纷撤离，让主席一人放松尽兴。主席坐在专座上，先看京剧后听相声。

他听新相声，更爱听传统相声，特别是侯先生的《关公战秦琼》。侯先生为主席一共说了100多段相声，多数都是传统段子。

我和马季表演的是相声小段，主要像《拔牙》、《装小嘴儿》、《难形容》、《猜字儿》一类的。主席都挺爱听，他听后一笑，其他人才敢跟着笑。

表演之前，他的秘书就交待过我们，就是要让主席笑。让他笑了，休息好了就行了。不要给他讲那些所谓歌颂的，他可不是要来听你讲大道理。

你是革命的一杆枪

“1959年不是刘少奇上台，调整八字方针么，整个意识形态宽松了一些，传统相声有了一段恢复。” 田立禾拉扯起调门。

那一年，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柳荫在会上多次发言，要将传统相声全部挖掘出来，哪怕是歌颂西太后的。要下决心挖，如果再不挖，二三十年后就很危险了。

田立禾提到那个时候，有于宝林的《铡美案》、魏文亮的爱情系列相声。

他甚至记起，60年代初的一天，师傅张寿臣唤他到家中，“立禾，来，你快准备一段。”

“张先生不知打哪儿得来的消息，当时天津市委里有几位大人物在休养，想开洋荦，点名要听传统荦段子《直脖》。所以他忙找来我，他以为徒弟又能够露脸了。”

田立禾把手放在嘴边，扮起了传声筒。

“哼哼。那段时间相当短。打1964年国家执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以后，传统段子一段没留下。”

傍晚，天津赤峰道上，大金台相声茶馆里，众友相声团团长尹笑声掸着烟蒂说着话。

那会不论是和平区曲艺团，还是南开区曲艺团，全都成立了相声研究组。

“相声是一段段地天天研究。监听组就设在舞台后，等演员一下场就告诉他，这段子先不说了，要回头研究研究。或者直接告诉他，别说了，这段废了。这都是团里自己砍啊。最后是相互掐。你掐我的段子，我掐你的段子，掐到大伙没有一个段子可说，全崴泥了（坏事）。”

尹笑声重重地将烟头掐灭在了桌上。

1965年，人们至少还能听到马季的相声。等到了1966年，马季也被打倒了，随后下放嫩江。侯宝林成了3名三高分子。最惨的要数单口大王刘宝瑞，活活斗死在了北京房山农场的田间地头。

他们的老团长蔡兴林喟叹，相声再也听不到了。相声演员们都不搞业务了，前3年斗来斗去，后来全上干校劳动去了。

歌颂型相声的另一代表人物夏雨田在生前曾对文革忿忿不平：

说“大鼓”是劝善的，“渔鼓”是讨饭的，“小曲”是才子佳人，“快板”是叫街的。“双簧”是半人半鬼，“相声’是专耍贫嘴……统统枪毙，全部砍掉。据统计，全国有260多种曲艺形式，几乎都被收缴了，仅剩下一样——“对口词”。

此刻，他的一个好友正在模仿对口词。文革中，它几为相声的某种延续。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比如要用‘枪’来强调毛泽东思想，枪杆子里出政权。就这样——

“枪，无产阶级根本的需要；

“枪，穷人翻身的需要……”他扮演起红卫兵，斗志昂扬。

一个共同的靶子

“哟，有相声了。”

1973年，在姚文元审定的纪录片“五一游园”里，观众突然发现马季唐杰忠合说相声，欣喜莫名。

“文革期间老是那么几支歌几出戏，腻味透了。恢复曲艺组，马季他们从干校回来，创作了相声《友谊颂》。我一看不错，乘这事钻了一个空子，在电台录音播放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老编辑陈连升说。

《友谊颂》在二七铁路剧场表演前，一位女的军代表大声叫嚣，咱们看节目时，要睁大眼竖起耳朵，挑挑有什么毛病。

结果大伙听着就入迷了，毛病都让笑声掌声淹没了。

1974年，为让身体不佳的毛主席开怀，中央电视台让久未说相声的侯宝林、郭全宝，合说了一百来段传统段子，并制作成了录像。

1976年全国文艺会演，局领导给王力叶下达了一个任务，让他为侯宝林写一个相声段子，“我写了一个讽刺苏修赫鲁晓夫的，这是让他正式出山。”王力叶说。

文革结束后，一度相声如雨后春笋，空前繁荣。

这其间热门的，要属马季的《舞台风雷》、《白骨精现形记》、常宝华的《帽子工厂》、《狗头军师张》。姜昆与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如此照相》，辛辣地讽刺了文革期间，人人无时不刻地背诵毛的语录的现象，而广受欢迎。

但凡聊及这一时段，无论天津北京，老少相声演员的观点也是空前一致——

那是段畸形的辉煌期。人们的笑声禁锢得太久了，太渴望笑了。哪怕你上台随便说一句，您来了，他们也要乐半天。

当时上下一致，矛头对准了一个靶子——王张江姚，讽刺他们一点问题没有。

最逗的是，相声不再逗人了

提起80年代的相声，人们津津乐道梁左写的段子，《虎口遐想》、《电梯奇遇》、《大新闻》、《小偷公司》。

相声评论家常祥霖赞叹，梁左是一个天才。他掌握了喜剧的规律——嘲弄神圣，“你看他后来写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不就善意地调侃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老干部？”

梁左改写喜剧是90年代的事情。他在世时对相声的思考，我们仅能从他朋友的支言片语中，窥知一二：

他觉得相声上春晚，说的时间根本不够。相声需要“三翻四斗”，在不到5分钟节目时间里，根本没有“翻”的时间。

讽刺型相声想上电视，就要苛求分寸与内容。如果一旦涉及社会敏感话题，基本不保。有一出相声《民族乐》，内容上他不觉出彩。只因为是歌颂型相声，演员又是少数民族，于是就上了春晚。某领导审查时说，按条件不够上的，可是难办哪！他弄不明白，这有什么难办的？

“他心里有过不平。他说我一个段子哼哧哼哧写半天，别人都拿去发财了，我算什么回事？”与梁左相识的陈连升补充道。

天津曲艺作家王鸣录很理解梁左的这一想法。他以为这也是九十年代后相声呈现滑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沉下心来创作的人本就不多。当发现自己辛苦的产出，捧红了一个个相声明星后，而自己一次性的所得竟与之相形见绌时，谁能完全做到心理平衡？这种情形下，怎会产生精品？

“相声最好是相声演员来写，因为他们懂得其中的窍门。往年间的艺人们肚子里装着五六十个段子。现在我问一些相声演员，他们中间顶多就会四五个老段子。老段子是经过了艺人们的实践得出，千锤百炼流传下来，那是几代人的心血结晶啊，没有这个底蕴，他们就写不出来。就算他们想搞点讽刺性的东西，也不会运用这种手法。”老漫画家方成心疼地说。

“断代。一次次政治运动造成了相声的断代。创作上断代，与传统的断代，欣赏审美上的断代。”田立禾发出了一个老艺人的悲鸣。

2002年，相声评论员彭俐观赏了一场新相声小品晚会。晚会取名为《越来越好》，可按他的形容，恰恰相反，“大部分作品像温吞水一样”。

他干脆拿出笔来，摘取其中的“包袱”：

“崔永元的腿比脖子短。”

“我从来不穿衣服。”

“葛优充靓妹——没毛。”

“我是你大爷”……

“凭良心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反问我。

在《最逗的就是相声不逗》一文中，他写到：相声不讽刺，就会被讽刺……人们不满意相声的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渴望相声担当起讽刺社会不良现象和落后观念与习俗的重任。

也是2002年，中央电视台开始在五一黄金周举办全国相声大赛。其后的第三届与第四届大赛，有人讽刺为“看不到相声的相声大赛”。

如果蜜蜂没有了刺

相声演员们委屈啊，有人抱怨长官意志对相声的干涉。

老演员常宝华3年前曾对我说：就我遇到的事，除了有时间限制，还有命题限制。有次我在外地演出，有人就事先打招呼，你千万不能说“梦想成真”四个字，因为他们的台长做的梦不好，你看多奇怪！

有人不满相声审查过于苛刻。相声演员李增瑞记得，1995年春晚，他们准备了相声《方言外语》，整个剧组一致通过。

“结果因为台长的一句话，说这个节目讽刺我们中国人不会讲英语，它就被枪毙了。”他为此挺纳闷，中国人不会讲英语，不也很正常么？

“你要想再影射和针对点什么，那就更‘可以’了。”他笑着说。

“不要想出名时就想到电视。到哪儿都有要守的规矩，不服不行。很多人上去前，不都备着个七八个节目？

“大春节闹喜庆，你来个交通堵塞、官员腐化、环境污染、住房困难，这4个节目要往那儿一堆，整个气氛全完。” 一位在央视文艺部工作多年的节目监督反驳道。

原央视副台长章壮沂也为相声的现状表示担忧，他真诚地说：“对文艺节目的审查，很细的明文规定倒是没有。但既然是上央视，不管什么节目，首先考虑的是政治思想，内容健康性，符不符合政策宣传口径。电视毕竟不是小剧场，拥有上亿的收视率，负责人对节目的把关必须全面。”

“什么都不怪，只怪相声从业者自己的无能！现在给予他们的还不够多吗？他们一面领工资，一面拿着大笔出场费，却不肯踏实钻研业务，不去真正地深入生活。据说有人连公共汽车站都不熟悉了，这样还想说出深入民心的好段子？如果说意识形态管理太严，那为什么80年代，梁左能写出优秀的作品？”一位不愿署名的曲艺评论家神情激愤地质问。

“可80年代却是思想最为活跃的一个阶段。那时文学、美术都经过了深刻的讨论与反思，相声有没有呢？这是要质疑的。”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评论员王晓渔对此不甚赞同。

“我也不认同将板子全打在相声从业者的头上。”以下，老作家肖复兴的一番话颇长，却引人深思。

“建国以后，我们一切都行政化了。行政化以不同形式不断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我们的审查制度是必要的，但有些违背了艺术的规律，在客观上对相声造成了一种很大的制约。加上一些行政策略并没有真正梳理相声与现实的对应，使得相声越来越向晚会化、搞笑化跌落。

“相声的讽刺性在减弱，相声对现实采取了一种回避，或者是绕着弯地讽刺。这也是为什么网络段子，手机短信比相声更显一针见血的原因。

“如果将相声的讽刺比作蜜蜂尾巴上的刺。那么这根‘刺’既是别人摘的，也是我们自己摘的。”

小剧场内

“又不能赚钱，又要担负责任，还不一定能演。为嘛要找些麻烦？”天津众友相声团里另一成员黄铁良在后台直问。

他原是侯宝林的弟子。90年代中期，在相声最不景气时，他和尹笑声等一批同行聚头开了一个会。

在会上，他们认为自己这一辈子吃相声，喝相声，不能眼瞅着相声就这样了。于是他们成立了众友相声团，从5元一张票卖起，苦苦维持到了今天。

“现在大家肯来茶馆，花点小钱喝杯茶，听听相声图个乐，这就够了。”他蹙起了眉头。

至于相声的明天，他干笑了两声：“不好说。谁知道呢。兴许再出几个郭德纲？”

与此同时，北京德云社里，郭德纲正为准备庆祝他从艺20周年，忙得不亦乐乎。4年前，他在《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掷地有声地发牢骚：

和尚俩字不能说，非典俩字不能说，印尼海啸不能说，文革俩字不能说，不能说的太多了，能说的没有什么了……

“我来给你举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吧。”东城区相声俱乐部里，一个浓眉大眼的逗哏言之凿凿。

“前年中纪委整医风抓回扣，拿着文件就找上我们了，要我们创作两个段子讽刺这种不良现象。等我走访了三家医院后，我真切感受到医护工作者其实也非常不容易。而这个问题的根结出在哪儿，不用我说，你也明白吧？

“有些事得靠行政命令，你不能指着相声用讽刺来解决。”

离他一米远处，他的搭档看了一篇网络段子想乐。其内容是一个警察在上班的第一天，目睹了社会上的光怪陆离。文章内，还有一个相声演员在感叹自己想说这段子而不能说。

“这有什么难的？开场就说这是爷爷辈发生的事，跟现在一点扯不上，不就行了。”

“观众听得出这里的设计么？”

“那合着您的意思，就直接把它印成文本，到场人手一册？”他几欲嗔问。

不多会儿，他俩上场去了。屋中心，一张长长的桌上躺着一份内刊。翻过，一篇文章的标题赫然在目：相声，可别忘了讽刺功能。

人民群众喜欢“三俗”？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明眼人一听郭德纲的《我要上春晚》里这句台词，就知道他是对冯巩的模仿。

如果冯巩是90年代相声的突出人物，郭德纲则是2006年相声界冲出的一匹黑马。

走红时，他放言“我的相声不是教育人的，就为了逗乐”，“初一郭德纲露面，全体相声演员哑音”，惹来业界一片哗然。

“曲协接到许多相声演员的电话，你们为什么不管管啊？”姜昆说，当即另有人说他和冯巩在以往说的都是主流相声，指责他们毁了相声艺术的人民性。

时任中国曲协党组书记的姜昆为此专门组织会议，在某文件中，他提到——

针对部分观众对德云社表演的一些相声有格调偏低，瑕瑜互现的现象提出的批评，由中国曲协发起，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和德云社两个相声团体在京共同签署了一份《倡议书》，倡导相声演员以及曲艺工作者们携起手来继续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自觉抵制“低俗、庸俗、媚俗”等不健康的表现方式。

协议的签订，并未挡住同年11月，郭德纲在《我要反三俗》中，对反三俗的戏谑——

“他（观众）活该，爱乐不乐。相声的工作就是教育人，哪怕他不乐。”

“损失十几亿的观众算什么？你的位置站得很稳牢。”

“记住了，你是一个教师，而且在台上你一定要反三俗！”

“有的人就是没活明白。网络、手机聊天、网友见面是我们现代生活的三大方式。外在冲击我们，我们怎么可能不三俗？除非你把网络彻底切了。手机刚收到黄色短信，它能自动删除，或者你干脆把手机‘叭’地往上一摔。这可能么？”

跷起二郎腿，数起翡翠绿的佛珠的是相声小剧场——嘻哈包袱铺的创始人高晓攀。

那张青春逼人的脸，被一帮80年后90年后的粉丝视为偶像派相声演员。

“上次曲协开会，还在提我们要紧握延安时期的创作思想。我一声不吭。他们也不看看现在年轻人爱什么？说了半天相声，他们不知道观众的笑点在哪里。他们早脱离了观众。

“我还就不怕谈毛泽东思想。毛说过，我们要从群众中来，回群众中去。我们说相声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乐，只要不脱离相声的语言特色。既然要让人乐，里面必然有三俗的成分，这就要看你怎么说了。这其中玩的状态不一样。”

这晚的嘻哈包袱铺上演的全是群口相声。

其中有一个讽刺型相声剧《70、80、90》是高晓攀自创自演，“我们是把几代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阐述出来。”

剧中有一幕，60后的主持人问起三人，你们怎么看待日本人？

“我爷爷就是让他们杀害的，所以我们要打要打要打！”代表70后的相声演员激愤地举拳高呼，一副民粹主义的神情引来台下的阵阵笑声与掌声。

“我们就是和谐嘛，我们要和谐社会嘛。”80后的演员不温不火地说。

只见戴着90后时兴的阿拉雷头具的高晓攀，略带台湾腔：“我就是日本人啊！”

不是相声段子的段子

1、毛泽东自己就是一个相声的热心观众，有时周六晚上，会在中南海他的住所里让人表演相声。有趣的是，他只要求 看那些老段子，对于新的有关革命的却不感兴趣。江青曾禁止看所有外国电影，却在自己私人住所里观看迪斯尼的动画，和妻子一样，毛泽东一边继续培养大量的革 命艺术，一边私底下欣赏那些不合格的经典老段子。

2、1958年年底，因与何迟的合作，马三立受到牵连打成右派，十年文革更是举家下放农村。

现如今马三立的儿子马志明白发苍苍，他一边揉捏着在文革中受伤的腰，一边冷然地数落着已逝的父亲：

“我们家在过去是纯粹的苦大仇深，新社会彻底的翻身户。得，挺好的成分都让老头说一《买猴》糟践了。依我看，他定右派不冤。谁让你生活在社会主义美好环境里，拿着人民的工资，你不去歌颂，你去讽刺？”

3、一个讽刺江青的段子

A：(模仿江青)我从小时候学习就很努力了。五年来我每天坚持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而毛主席的著作我读了七年。同志们，我从头到尾的读了四部作品：我能背诵列宁的资本论（马克思写）,和马克思的……

B:别说废话了！饶了我们吧！

A:同志们，上层的斗争是复杂的，在政治圈里有些敌人想害我。

B:是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你是个阴谋家和机会主义者！

A:他们说我是试图公开推翻共产党。这些谴责是没有根据的！是的，我尝试推翻共产党，但是那绝对不是公开的！”

晚会是六一的事了，今天才写说实在的也是因为实在是五味杂陈不知该说什么好。

节目就审了一遍，彩排时就走了一下场，说实在的也算是组织方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四年来演出的肯定，我觉得还是很感谢的。

节目是第四个，从一上台亮灯开始观众们就很热情，要不是在台上需要表演，真有种想落泪的冲动。四年了，在学校正规的晚会上场估计也就十几二十场，实际上并不多，但是能让大家心里有个印象，觉得这两个说相声的演节目可以接受那真是让我特别欣慰。几乎每次上场我们都说我们不是专业的，但我们仍然希望能尽量以专业的精神为大家演出，因为每次听到台下大家的笑声的时候真的觉得很满足。

这次选的节目也是很有意思，《论捧逗》，作为一个传统段子其实没什么新意可言，但是对于我和张扬就不同了。四年的表演历程中我和他在一起表演的时候只有一次我是作为逗哏的出现，其他的时候我都是捧哏的，那这个段子作为大学里表演生涯的结尾也算是合适了。

大学里参加演出图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还不就是自己喜欢，同时又能给大家带来欢乐么，也算是做好事儿了。有人说能让好多人认识你、能出名，我说没必要，你一个学生，作为校内演出团体的业余演员有什么出名可言？就算你想成名人，靠这个也是不可能的。当初搞个社团也就是为了志同道合的凑在一块，给自己和大家伙多找点乐，能办专场那都是出乎意料的惊喜了，当然众多人员为之付出的辛苦也是不容忽视的。为什么走了原因我觉得很单纯，因为在大学里表演“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不是我的目的，社团成员间是合作关系，演出机会是实力与努力的结果，不是赏赐和施舍来的。

马上就毕业了，离开校园说相声的机会几乎就要没有了，想说的很多，尤其是最后晚会谢幕的时候我们连续两次鞠躬，听着观众席上传来的掌声，尤其是很多人喊“再返一个”，心里那个激动啊，真是不想下去，想给大伙接着说，不过人家把灯关了……最后谢谢大伙儿吧，再说一句：某次晚会上的某次相声是谁说的观众记不记得住不重要，最好是能记住哪段相声好听、其中哪一段好听，最后能再想想演员就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了。

前一阵子在驾校报了个名，赶巧了是五一之前那周的法培班，四天的内容压缩成两天。这样倒是挺好，少去两趟省得麻烦。考试也算是准备了一下，没想到当天就应了Nacho的“金口玉言”：没过。看着一个一个显示出的：“你的考试成绩为：87分，请下次努力”，心里这个郁闷就甭提了……

刚出考场就预约补考，结果还是拖了一周。

补考之前找了个网站，做题！强化100，强化300，强化500，模拟考试，一气儿弄下来，我就不信了……进了考场往那一坐：nnd，这回的考试题全是做过的——10分钟，100分。无聊，题库就那么大，都做一遍也就没什么了不起的了。吸取教训，顺便提醒要学车的兄弟姐妹们：考试很无聊，做题是王道。这个网站不错：http://www.jsyks.com/ ，题目不少，而且还有很多人的讨论。基本流程就是：模拟考试 x1—检验错题—强化100A x3~5—强化记忆错题—模拟考试 x1—哪些还错？—强化300A x1—模拟考试 x1—感觉基本题都见过了—强化500A x1—模拟考试—没发现没见过的—模拟考试巩固一下—上场吧。

p.s.今天去崇文门把我们家那位的照片取回来了，照的不错，算是对的起那些阵亡的钞票了